国际关系专家孙志明：中国扶贫不单单考虑收入问题

头天还在意大利罗马向国际友人推介贵阳市大数据产业，回国后立马赶到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地区，绕着村子研判住房、饮水保障情况，孙志明的工作跨度大到“过去难以想像”。

从每年50余场学术交流活动，到每年至少50次进村查看精准扶贫情况，自2018年4月挂职担任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贵州省扶贫办副主任起，孙志明开始了自己从国际关系专家到扶贫干部的角色转变。

“九看”“三问”识别贫困户

办公室里的世界地图变成了贵州省贫困人口分布图，精确标记出2019年全省每个乡镇还有多少贫困人口，没有贫困人口的乡镇是浅橙色，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是土黄色，超过20%的乡镇标成橙红色，极贫乡镇的范围内一片深红。

孙志明主要分管的扶贫工作目标很明确——贫困人口清零，让这张地图上的色块统统变成浅橙色。事实上，这对初到贵州没有太多扶贫经验的孙志明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没有准备的时间，上车就干活，边干边学”。

“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产业革命八要素”“五步工作法”……这一连串的新名词逐渐从陌生到熟悉、吃透，并融入脱贫一线具体实践。有人知道孙志明是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主要研究大国关系和国际危机管理，想请他讲讲国际形势课，他都一一婉拒，“我现在是扶贫人，要和脱贫攻坚一线的同志建起共同的话语体系”。

他把做学术研究的方式带进了具体的脱贫工作中，将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成一个个课题，“就像解算术题一样，一道题一道题去解”。比如刚走进一个村子，到底怎么识别贫困户?到底怎么识别贫困原因?贵州的扶贫干部曾经在实践中总结出“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四看”识别法。在此基础上，孙志明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九看”“三问”法——看村看路，看水看户，看田看电，看厨看圈，看学生、病人和医院;问收入、问打算、问困难。这也成为他每次进村走访的“必修课”。

孙志明(右一)走访贫困户

用贵阳的大市场带动全省大扶贫

贵阳市2015年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全市虽然没有贫困县，但截至2019年底仍有6119户13564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同时，还要确保全市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15088户43084人稳定脱贫、不返贫。与此同时，贵阳市还在省内帮扶了13个贫困县。如何让帮扶工作精准、长效，也被孙志明列为了一个课题。

对此，他的解题思路是必须把“给钱”变成“给项目、给产业”，把帮扶“责任共同体”发展成为“利益共同体” ，用贵阳的大市场带动全省大扶贫，让帮扶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在贵阳市的易地扶贫搬迁点，“共筑行动”将搬迁困难群体和配套产业结合起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将搬迁群众与社区发展结为利益共同体。贵阳市开阳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杨启艳通过免费提供的培训在社区农贸市场做起了生意，“干得多挣得多”，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贵阳市整县帮扶的黔南州罗甸县今年3月顺利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在罗甸县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一份帮扶需求清单传到了贵阳市，孙志明带领扶贫团队反复研究、对接，最终确定投入5000万元援助当地边阳镇建设一个水厂。

2020年初，一个日供水能力2.5万吨的智能化水厂在边阳镇建成，近10万群众山区群众告别了挑水吃的历史，用上了干净放心的自来水。

为了让“利益共同体”再紧密一些，贵阳市还帮助罗甸县因地制宜建设起高标准的蔬菜保供基地。罗甸县终年气温高，基地的蔬菜比贵阳的当季蔬菜早15到20天上市，通过大约150公里高速公路运输，早熟蔬菜可以在贵阳的市场上买个好价钱，促进贫困户增加收入、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丰富了贵阳市民餐桌上的选择。

中国扶贫在全球视野里很有说服力

孙志明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贫穷的本质》，书中集纳了18个贫穷国家或地区的调研结果，作者认为，贫穷的本质问题是阻碍人们摆脱贫困的“贫困陷阱”，如教育、医疗、信息等。因此，扶贫的一个基本逻辑，应是填平这些贫困陷阱。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信息，人类对于贫困这个问题的认知是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也是不同的，世界各国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中国也在尝试。”孙志明不断将自己的扶贫工作办法与全世界解决贫困的方法进行横向比较。

孙志明认为，国际上沿用的贫困线标准是每人每天1.9美元，而我国在此轮精准扶贫的战役中，提出的“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是一整套综合的指标体系，不单单是看人均收入是否达到标准，还要判断是否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是否有保障，是从根本上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我国真正给贫困人口赋予的生产、生活条件远远高于国际标准。”孙志明进一步解释，在这个目标下，各省因地制宜，制定出验收标准细则。

孙志明(左一)与贫困群众座谈

孙志明将实际工作案例和心得体会融入了一堂名为《世界减贫与“中国式”扶贫》的讲座中。一次，一位听众在讲座后半信半疑地问他：贫困户真能像你说的一样摆脱贫困吗?他们能稳定在不贫困的生活中吗?

孙志明说，自己非常理解这样的质疑，因为没有真正的脱贫工作经验，谁都不可能理解中国的精准扶贫的系统性，也很难想象出中国方案对全球减贫事业的价值。

他对提问者举了一个例子，“两不愁三保障”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贫困群众的饮水安全，到底什么是实际工作中给出的饮水安全标准呢?

“每人每天平均供应的水量不少于35升，取水距离最远不超过1000米，垂直落差不超过100米，最长取水时间不超过20分钟，水质无色无味，长期饮用不会导致疾病……”孙志明说，这不是简单铺上水管就能解决的事，是个系统性的标准，“很多人听了之后很吃惊，没想到要求这么细致”。

同样，“不愁穿”的标准细到了一年四季有几套换洗衣服，有什么样的御寒被褥等等，贵州省修路的标准细化到了村民小组，30户以上的村寨不搬迁则通路，不通路就搬迁。

孙志明说，自己讲出这些案例和故事后，很多人心中的疑惑减少了，大家对扶贫认识得更具体，这场精准扶贫的战役，贵州用的是“绣花功夫”，是中国决心的缩影，“在全球的视野里，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实践”。

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盛赞在贵州看到的扶贫案例，通过在贵阳的实地考察，他认为应该将贵州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造福更多的人。

对于如何在全球复制、推广中国方案，孙志明认为，这段难忘的扶贫工作经历可能为自己开拓一个研究的新领域，“期待未来能更多地在国际场合发声，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更多可借鉴、易推广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