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世界走向 内病外治 美“脱钩”战略升级

自特朗普2017年正式执政以来，美国在国际上不断退群、废约、推责，沿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脱钩”的步伐加速，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难题和危机，也加速了世界的“去美国化”进程。

内病外治，美“脱钩”战略升级

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美国的强力驱动下，全球化进程高歌猛进，人类历史一度进入美国治下的“单极时刻”。

然而，失去外部制衡和自我改革动力的美国开始盛极而衰。美国逐渐抛弃了长期坚守的战略审慎原则，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积极介入地区争端，极力推广美式制度和价值观，国家实力和国际形象过度透支。美国精英层对自身体制的深层问题缺乏清醒认知，放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无视贫富差距扩大，致使社会矛盾加剧，民粹主义横行。

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内外失衡，特朗普政府没有展开深层体制变革和战略转型。相反，在民粹主义浪潮裹挟下，特朗普政府大搞内病外治，以零和博弈思维来看待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其看来，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脱钩”来纠正既有的规则安排和政策错误，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互惠”和“对等”。因此，美国不断退出国际机构和多边协定，对主要贸易伙伴大打出手，对视为“敌人”的国家更是极限施压。

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脱钩”战略表现升级。面对疫情，美国没有积极加强国际组织能力建设，而是任性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面对疫情带来的人道主义大灾难，不断甩锅推责、执意挑起大国冲突。面对疫情所凸显的医疗物资紧缺，狭隘追求制造业本土回流。

“脱钩”战略在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中体现得尤为深刻。特朗普执政不久就将中国确定为美国在全球的主要安全威胁，以极度破坏性的方式推动中美战略竞争。

经贸层面，鼓励在华跨国企业撤离中国，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科技层面，收紧对华技术转让，严格限制中国对美技术投资并购，肆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人文层面，大幅削减中国人赴美留学、交流的机会，强行中止两国在科教文等方面的合作项目;国际层面，试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规则，深入推进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建设，甚至威胁将中国踢出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脱钩”冲击世界，削弱美自身影响力

“脱钩”战略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转向，旨在通过放弃国际义务，以及改变他者的“不公正”行为，来实现美国的安全和繁荣。

然而，这无助于解决美国面临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反而加剧其内部的失衡与困境。同中国打贸易战，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在美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议;围绕美国的全球地位和角色，不同阶层、种族、地域和党派的群体在立场上更趋极化，难以建立起推进重大变革调整所必需的团结与共识;强行追求产业回流、制造业重振，有违客观经济规律，也将极大削弱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脱钩”战略也带来了国际上的混乱和不确定。与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不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模式，不是放弃在海外的介入干预、集中精力发展自己，而是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将霸权主义的自私蛮横演绎得淋漓尽致。

更重要的是，“脱钩”战略正加速世界“去美国化”的进程。从对外输出民主的屡屡失败到内部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危机，美式体制的弊病日益凸显，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进一步戳破了华盛顿制度的神话。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模式的内在问题，探索更符合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

面对美国愈发失控的霸凌主义，国际社会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华盛顿为一己私欲公然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共同防止全球化进程出现逆转、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图景正悄然到来。(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治理赤字倒逼全球“联动共赢化”

刘洪钟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如此大的全球性灾难，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不但不合作，还把疫情当成一种政治工具，制造谎言和混乱。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干扰该组织正常运转，如再考虑到其近年陆续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定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多边机制带来的影响，可以说当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赤字”危机。在此情况下，各国普遍意识到，只有联动共赢，才能推动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早日解决，进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治理体系亟须变革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大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该体系在推进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该体系的历史局限性也逐渐显现。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的霸权利益观。全球治理体系对于美国而言变成了一种菜单式的多边主义，如果符合其霸权利益就能顺利运转，如不符合，就会被抛弃。这显然不公平。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崛起，这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公平和僵化特征愈发突出。作为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多边治理机制，理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革调整，以更好地体现其公平、正义的适应性特征。但在美国霸权思维情境下，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困难重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份额调整，到国际气候谈判艰难前行，再到WTO上诉机构停摆，美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最大破坏者。究其根本，是因为美国国家利益观出现扭曲。

尽管美国是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但其不仅追求绝对收益的最大化，而且同样要求相对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其霸权地位不能受到任何侵蚀。要达到这一点，它就必须确保崛起大国与其存在持续稳定的差距。正是在这种扭曲的认知状态下，美国做出了诸如“退群”、挑起对华贸易战、肆意干预他国内政等举动，使得国际社会饱受其害。

面对以疫情为例的种种全球危机和挑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显然不再适合，改革势在必行。

破除危机需纳入“正确义利观”

变革全球治理体系，首先必须对传统的利益观和价值观进行调整。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应该成为所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行为准则。对于美国来说，必须抛弃传统的霸权利益观，以包容、开放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的成长，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以平等的眼光在多边主义框架内与他国开展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坚持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基本准则的同时，也要在相互理解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力图通过确立“正确义利观”，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价值观，破解当下的全球治理困境，重建人们对全球治理的信心。

“正确义利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确立的指导原则。义，反映的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这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推动人类实现共同利益，反对狭隘民族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国担当;也深刻反映了我国主张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框架下谋求各国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大国精神。

“共商共建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共”是这一理念的核心价值和关键。该理念主张全球治理必须基于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价值观，反对少数国家搞垄断。

展望未来，尽管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任重而道远，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站出来，高擎“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与所有爱好和平、主张多边主义的国家一道，努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使其真正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特聘教授)

疫情推进全球地方化+人的全球化

王义桅

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是逆全球化的加速器，加剧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裂痕，加剧了贫富差距、老龄化、债务化、民粹化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疫情之下，贸易和投资作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正在衰减，许多国家关闭企业、限制旅行和人员流动的措施导致经济产出、家庭支出、投资和国际贸易水平急剧收缩。全球化红利减少而成本上升，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冲突增加。疫情短期内让全球供应链受挫，但并未扭转全球化方向。全球化进程因疫情发生的改变，将对未来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地方化日益明晰

疫情正在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回归或多样化，如推动全球供应链布局避免过长、过于集中某地，增加了备胎思想。这印证了“一带一路”的建设思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大格局，形成网格状的全球地方化，加强地区、次区域、跨区域治理网络的互联互通。

疫情对全球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冲击大于封闭经济体。未来全球供应链布局可能出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某些经济体将更加重视自身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从而促使某些供应链区域化集聚;另一方面，人们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会更加重视对供应链实施多元化布局。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新冠疫情或许会让企业加速分散供应链，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然而，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轻易取代中国。瑞士《新苏黎世报》也评论说，尽管在疫情之下许多行业的供应链都濒临断裂，但是欧美企业依然不可能借此与中国“脱钩”。未来外国企业大规模回迁本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当然，即便如此，全球供应链布局的调整——避免过长、过于集中，强调多元、韧性、备胎，是需要密切关注的。

疫情的链式反应也让各国看到，未来产业发展将更依赖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某种程度上，谁掌握先进信息技术、拥有数据优势，谁就控制了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谁就将主导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随着新科技和产业之争日趋白热化，技术之争、数据之争、标准之争、知识产权之争预计将日益成为左右国际经贸争端乃至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

人的全球化时代来临

疫情作为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催生新的全球化。人的全球化时代来临，为超越资本全球化的治理模式，提供希望。

疫情推动全球化转型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全球化，而非钱的全球化。钱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是要钱，注重分配的逻辑，产生贫富差距之弊端;人的全球化，是要命。要命的全球化，不存在“你赢我输”，也不再是“双赢”，而是“全赢”或“全输”：人类要彻底战胜病毒，否则被病毒击垮，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资本全球化，有钱的人更关注;人的全球化，所有人都关注。公共卫生变量今后会和气候变化一样，成为纳入人类生产生活思维的常量，深刻影响全球化的逻辑。

面对人的全球化，世界需探索建立以人为单元的全球秩序，而这应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也不能只思考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问题，更要思考为谁治理、靠谁治理等问题。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当前，世界格局围绕中美的“脱钩”与“反脱钩”斗争展开，但全球化进程并不会因此发生“逆转”，而可能出现“分叉”，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区块化”结构。美国正试图逆转“深度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试图与其盟友构建“更紧密的半全球化”，塑造“没有中国的全球化”，中国则致力于推进更为包容的全球化。疫情的大流行将加速使全球化从中心-边缘模式转向分布式网格状的地瓜模式。(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